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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化产业的发展剖析

发表日期:2018年7月6日  作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肖怀德  本页面已被访问 847 次

收看台湾娱乐综艺节目一直是台湾电视观众的重要家庭娱乐方式,不仅捧红了很多知名综艺节目如《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全民大焖锅》和综艺节目主持人如吴宗宪、胡瓜、庾澄庆、蔡康永、小S等,而且很多幕后制作人、经纪人也为大众所熟知,如综艺大哥王伟忠、金牌经纪人柴智屏、金牌制作人薛胜芬等。而且随着网络的日益开放和便利,台湾综艺节目也成为大陆网民下载观看的重要节目类型。随着中国大陆电视台制播分离的加速,台湾综艺节目制作团队和主持人也大举向大陆进军,如吴宗宪、阿雅等均在大陆主持地方卫视综艺节目。台湾偶像剧从2002年的《流星花园》到2009年爆红的《痞子英雄》,塑造了F4、赵又廷等青春偶像,迅速占领亚洲市场。虽然台湾电影产业由于受到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一直萎靡不振,但是近年来的《海角七号》《艋岬》等影片不断刷新了台湾本土票房纪录,为台湾电影带来了一线生机。

台湾影音娱乐产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首先与台湾自由开放的创作环境和外来文化的广泛影响密切相关。台湾的影音娱乐产业创作者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同时可以从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中汲取养分:周杰伦、潘韦柏、王力宏等歌手的作品中带有很多嘻哈风格的元素,蔡依林、林志玲及《流星花园》等明星及偶像剧又带有浓厚的日韩风格。其次,强大的幕后团队是台湾影音娱乐产业兴盛的关键。我们所看到的红极一时的明星、偶像剧、娱乐节目,背后都有一群强大的幕后制作团队在运作着。

台湾知名综艺节目制作人薛胜芬先生是友松传播开创人,在娱乐圈人称“薛哥”。薛胜芬先生先后创办了《鸡蛋碰石头》《超级大富翁》《麻辣天后宫》《超级偶像》《百万大歌星》等知名综艺类节目,通过对薛胜芬先生及所经营综艺节目的案例分析,可发现一些台湾影音综艺节目运营的普遍经验①:

(1)完全制播分离的体制营造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台湾综艺节目的播出方(电视台)和节目制作方的合作是完全尊重商业规律的市场行为,不存在电视台垄断行为或裙带关系,完全凭质定价,这样使得台湾综艺节目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激烈的竞争、强大的生存压力使得台湾综艺节目的创意不断,成本控制得当。

(2)娴熟的制作经验和高效率的运转,使得台湾综艺节目质量高、制作成本低。台湾娱乐节目比大陆早发展将近20年,所以台湾娱乐综艺节目领域培养了一批娴熟的制作人员,而且分工非常明确,如薛胜芬的友松传播大约有8个节目团队,每天共完成7套节目制作,每个团队包含制作人、执行制作人、创意企划等工种,每个团队都可独立完成完整的节目制作,并且实行轮换制。目前,在台湾1小时节目销售25万台币、2小时节目销售80万台币,这与中国大陆很多制作成本达到数百万元形成强烈反差。

(3)西方成功综艺节目的本土化改版是节目创意的重要来源。如《超级大富翁》就是引进了美国的综艺节目《百万富翁》的形态,再通过环节设置的改变使得节目更加本土化,从而在台湾受到欢迎。

(4)影音娱乐产业链整合经营模式推动了不同产业形态之间的互动。如友松传播目前发展的三大业务包括娱乐节目制作、艺人经纪和电视剧。这三个行业之间互相借力和整合,公司的艺人可以为公司的娱乐节目和电视剧输送嘉宾和演员,使得很多成本实现了内部消化,降低了整体运营成本,同时增加了艺人的曝光率和商业价值。

台湾表演艺术领域在管理上实行双轨制②,在政策上以“奖励、补助与养()剧场”③为手段,1996年,台湾当局制定了《文化艺术奖助条例》,并由台湾地区领导人颁布施行,开始奠定了台湾的艺术奖励以及补助的法律基础。在台湾的艺术补助机制中分有三大区块,各依据其业务执掌和补助奖励对象的不同来分类,分别是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的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建设基金会、以及财团法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的文化建设委员会是主管机关,文化建设基金会负责对公立的艺文相关机构进行补助业务,财团法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则负责对民间艺术团体或个人进行补助的业务。尽管台湾在表演艺术领域的相关政策与发达国家的相关地区的艺术政策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台湾表演艺术经过多年的发展,打造了一批世界知名的表演艺术团体和品牌,成为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云门舞集”是台湾表演艺术领域的代表性团体,对其个案分析将从一个侧面反映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经验。

“云门舞集”由舞蹈家林怀民先生创办于1973年,截至云门成立30周年,云门共走过了20多个国家,登上了200多个不同的舞台,完成了近1600场演出,使台湾文化在世界舞台获得认可和尊重。“云门舞集”作为一支非赢利性表演艺术团体,30多年来一直不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成为台湾文化的一张世界级名片,其成功的经营之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④:

(1)始终坚持传承文化与艺术创新相结合,坚持“先有文化,才有产业”的经营思路。“云门舞集”始终坚持将西方现代舞与东方文化进行融合,探索出具有东方意蕴的现代舞剧。《行草》三部曲将中华书法艺术完美融入现代舞表演中,创造出一个舞台书法的东方意象世界;《流浪者之歌》是林怀民先生结合在印度重要佛教发源地菩提迦野的亲身体验,融入对佛教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敬畏之心而创作出的佳作。正是基于对文化的传承及对现代舞艺术的创新,才使得云门舞集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感动人心的力量,充满文化的张力。同时,云门舞集始终坚持“先有文化,才有产业”的发展思路,林怀民更是在不同场合呼吁:“文创产业必需培基固本,先谈文化,再谈产业。”产业的推动首先要尊重表演艺术的规律,产业不是唯一目的,一切以产品品质和文化品位为核心。所以云门在舞蹈作品的品质上追求精益求精,并不追求产量有多高,同时推出一些艺术普及公益活动,如在“921”地震后推行的“蓝天计划”和深入社区的系列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没有产业上的经济价值,但是具有强大的社会价值,也增加了云门品牌美誉度。

(2)成功借鉴与推行非营利组织基金会的管理制度。云门舞集从自1988停办后的重新启动开始,成立了财团法人———云门舞集文教基金会,以非营利组织基金会模式来运营云门舞集团体,并取得成功。基金会模式避免了企业股权和分红机制,保障了团体的正常运转。同时基金会实行财务状况公开化,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布年度财务报表,接受社会监督,正如林怀民先生所言,云门属于社会公共艺术财产。云门没有上市,但打造了一个“上市”的概念,云门的每一位捐赠者都有权益关注捐赠金的去向。从近几年云门的财务报表来看,云门收入来源中演出业务收入约占50%,社会捐助约30%,政府补助约占20%;同时资产负债较少,保障了舞团的正常健康运转。

(3)坚持舞团整体品牌的打造。云门舞集从诞生之日起,坚持品牌化经营战略,始终将舞团视为一个整体,没有所谓的明星演员,演员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分工不同。而且从产品定位上,云门舞集始终坚持对舞蹈艺术的创新,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与舞蹈结合的战略思路,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建构对云门舞集品牌的认同。在舞蹈表演基础上,云门舞集舞蹈教室在云门品牌基础上推陈出新,将舞蹈概念进一步延伸,将舞蹈与运动、身体的关系进一步拓展,开创了一套通过运动感知身体的“生活律动”教学系统,这样使得舞蹈教室与一般的舞蹈培训区别开来,朝向更大的市场。

(4)团队人才建设和文化建设推陈出新。云门舞集经过30多年的锤炼,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云门精神”,即“化不可能为可能”。云门创造了“舞者”这样一种职业,让之前在台湾不被认同的舞蹈演员角色树立了自我的地位,让“舞者”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和自我认同。在人才建设上,云门舞集30多年来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舞者和经营者,有些资深成员先后自己创办了表演团体或平台,如林秀伟创办了太古踏剧团、罗曼菲创办了“台北越界舞团”、刘绍炉创办了光环舞集等。同时,云门对艺术管理职业经理人的运用也提升了云门的整体管理水平,如云门舞蹈教室执行长温慧玟女士就是一位留洋企业管理专业出身的优秀职业经理人。

(5)成功推出不同风格、不同战略定位的“一团”和“二团”。云门舞集在“云门一团”经常参加国际巡演无法满足台湾地区演出需求的情况下,成功推出“云门二团”。“云门二团”在定位上并不是“一团”的复制版本,无论在演出内容、观众定位上都与一团形成差异,“二团”基本上演出的都是青年编舞家的作品,而且更加时尚、更加灵活,大可在剧场舞台表演,小可在社区空间表演,形成了“二团”自有的一批粉丝团。“二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云门演出的期待,更重要的是给了青年编舞者作品表演、青年舞蹈演员战场锤炼的机会,为云门舞蹈的传承提供了很好的舞台。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经验的总结与思考

20025月,台湾当局明确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列入“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20022007)”,标志着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正式步入正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依托于文化多元、社会民主、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等优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培育了很多闻名世界的文化品牌,总结起来有以下发展经验:

1.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是让传统文化在当今重放光芒的必由之路

台湾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方面值得大陆借鉴,其中不少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案例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有关,它们吸收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养分,又结合了最新的时尚元素和观众审美趣味,从而让传统文化的光芒再度绽放。在表演艺术领域,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制作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让昆曲这个走进博物馆的传统艺术吸引了大批时尚青年;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以西方现代舞蹈为基础,融合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如书法、写意等形式,开创了一个世界舞蹈新美学;陈美娥的汉唐乐府将南音与梨园歌舞相结合,创造了一个1000多年前的南音的现代神话;明华园将传统的歌仔戏进行现代化改造,让歌仔戏艺术在现代舞台上获得新生;工艺产业的法蓝瓷、琉璃工坊、琉园同样是将传统工艺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范例。

2.文化创意产业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具有永恒的产业生命力

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那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文化创意产业就是要把自己民族的生活样式通过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向全世界传播,得到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民的高度认同。⑤台湾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过程中坚持“生活美学”的发展宗旨,如“台湾生活工艺运动”诉求“宣扬工艺精神,重建工作伦理”,一种亲力亲为、全心投入的工作精神与生活态度,以及注重每个环节的过程,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以此生活态度为出发点,进行一场从“人心”开始的革命。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强调生活的体验,注重对“人心”的关注与反思,从而使得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某种人文的力量,具有某种超越经济指标和数据之外的普世价值。

3.自由开放的氛围和市场环境是艺术创作和创意人才集聚的重要保障

台湾特殊的殖民统治和代工经历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使得台湾文化受到日本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同时随着民主自由化进程的推进,自由的氛围更加激发了台湾文化的对外吸收与开放。很多活跃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前线的政府官员、实业家和学者都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接受教育,或多或少带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烙印。电影界的李安、戏剧界的赖声川、舞蹈界的林怀民、文学界的白先勇等,这些大师都接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具有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创意思维。同时,台湾流行音乐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台湾音乐人对于世界音乐的广泛吸收和再创作,以及对世界流行风潮的准确把握。正是因为台湾多年来受到日本文化、西方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同时民主化进程促使艺术创作远离了意识形态的控制,而且受生活在小岛上的居安思危的观念影响,台湾在创意作品的创作和创意人才的集聚上效果显著。

4.“社区总体营造”⑥是台湾在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中的成功探索

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是一种产业形态,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以文化创意的方式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氛围、健康的生态,往往比以生态破坏为代价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更有价值。台湾在城市建设和社区营造方面都始终坚持这一目标。自1994年台湾邀请日本千叶大学宫崎清教授传授日本“造町运动”⑦经验以来,台湾发起了全范围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并且颇有成果。如九份、内湾等地,这些地方曾经因为日殖民时期采矿工业的发展而兴起,因采矿工业的没落而没落,但是在新形势下,通过合理的社区营造,这些地区成为台湾旅游观光的重要据点。九份因侯效贤导演的电影《悲情城市》而走红,而今《悲情城市》的光环已去,但该地因为丰富的人文氛围仍然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内湾也因为侯效贤导演的《恋恋风情》而知名,同时加上漫画家刘兴钦的漫画营造和内湾戏院独特的怀旧情节和客家风味,成为社区营造的典范。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核心在于发现和还原其中的故事,不仅让很多废弃的遗迹因为它的历史和故事而重焕光彩,而且保留整个城市的文化内核和人文情怀,让整合城市焕发出人文主义的光辉而让游客流连忘返。中国大陆这些年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旧城改造、文化园区建设和“文化地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开发商也通过“文化”的幌子赢得了短暂的利益,但是“重硬轻软”的总体趋势让传统的古镇失去了它原有的韵味,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笔者认为,在大陆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推倒一栋栋旧城大跨步向前迈进时,可以停下来看看台湾社区总体营造和日本“造町运动”的成果,也许会发现新的路径。

5.以创意设计作为引擎的文化创意产业多样形态将成为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由OEMODM再到OBM⑧转变的重要方式

目前,台湾的人才优势主要体现在创意设计型人才上。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设计类专业博士中,台湾人占据了半数以上,而且台湾设计师也屡屡在世界设计大赛中斩获大奖。同时,目前台湾的设计专业教育资源也很丰富,有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设计专业教育体系。台湾丰富的设计力量不仅有力地发展了设计产业,也为其他文创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如工业设计领域,蒙恬科技将设计、科技与文化完美结合,实现了科技设计的创新;在工艺产业领域,无论法蓝瓷还是琉璃工坊、琉园均将现代设计引入工艺产业,大大拓展了工艺产业的价值;在生活美学领域,由知名设计师石大宇先生创办的“清庭”品牌将竹艺技术与现代设计完美结合,将根植于历史文脉之中的中国传统民间工艺中的伟大智慧融入当下的生活中。所以说,以创意设计为引擎的文化创意产业多样形态是台湾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形态由OEMODM再到OBM转变的重要方式,大陆目前正处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刻,随着深圳、上海等城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设计之都”,设计将成为中国经济产业转型、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重要手段,学习、借鉴台湾设计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经验,加强两岸在设计领域的合作将是未来大陆提升产业价值的重要方式。

未来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前景与展望

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同根同源,而且对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和保护相对完整,同时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创意”的产生赢得了先机。中国大陆已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刚刚走过了文化创意产业前十年的发展。面对大陆丰厚的中华文化资源和庞大的内需市场,两岸未来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1.求同存异———建构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与发展共同体

大陆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这在两岸已经达成了共识。仅就电影方面而言,2011年中国的银幕数4000块,人口13亿,美国有3.5万块银幕,人口才3亿,可见,中国的电影市场还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台湾电视综艺娱乐节目、偶像剧由于政策原因,没有进入大陆的电视荧屏,但是通过网络观看台湾偶像剧、综艺节目的人数与日俱增。工艺产业的法蓝瓷品牌的大陆市场开拓不到几年,而且仅在北京、上海等地经营,营业额已超过台湾本土市场规模。台湾在设计类人才、创意类人才和国际营销经验等方面上有大陆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建构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与发展共同体、加强两岸文创产业的合作与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将成为中国大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

2.突破障碍———两岸进一步开放成为两岸展开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合作的重要前提

结合台湾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面的经验优势和大陆广阔的未来市场,两岸未来的合作将呈现出很多的可能性。然而,要扫清合作障碍,首先两岸要进一步开放。政府对台湾电影的配额限制政策,对台湾电视剧、综艺节目的内容审查和引进限制,对台湾资本进入大陆、台湾企业在大陆设立分公司等限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岸的合作与交流。2009年在长沙举办的《两岸经贸论坛》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两岸就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的方向,也为双方的很多限制政策提供了松动的可能。如电影方面政府正在积极出台取消台湾电影的配额限制政策,台胞在大陆开公司的相关政策有望放开等。只有在政策上进一步放开,台湾的创意人才和资本才会有效地与大陆市场对接,实现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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