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知识经济时代，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层级组织形式逐渐开始不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组织架构朝着扁平化、市场化、联盟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网络化层级组织架构将取代传统的层级架构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未来组织模式。

[关键词] 组织架构；知识经济；网络组织；网络化层级组织

组织架构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是由组织内部的部门划分，权责关系，沟通方向和方式构成的有机整体，它涉及到组织的管理幅度的确定、组织层次的划分、组织机构的设置、各单位之间的联系沟通方式等问题。从学术理论上看，各国学者莫不把组织架构问题作为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加以密切关注，组织架构方面的研究是组织理论中成果最丰富最具特色的部分。

一 知识经济对传统层级组织架构的影响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也不管人们是否承认，知识经济业已取代工业经济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与传统工业社会相比，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OECD，1996），知识及知识的综合成为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知识和信息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现，必将对传统企业的价值观念、管理体制、营销方式等提出全面挑战，企业组织架构也将面临许多问题。

众所周知，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组织架构均具有科层（Hierarchy）共性：专业化分工、命令和指挥的统一、高度集权化。它们的提出在工业经济社会均有其特殊的经济理由，但正如韩楠和弗里曼（M.T.Hanna&J.H.Freeman，1997）所言，“组织在环境中生存与否和生物的适者生存规律一样，环境会依据组织结构与环境的相适应与否来选择或淘汰组织”，知识经济时代内外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给传统层级组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一，传统层级组织或多或少带有集权主义倾向，组织的分权程度较低[1]，这种模式在工业经济时代自有其存在必要性，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适合于层级管理的简单重复性工作急剧减少，知识的高度共享性和信息的快速流动性要求企业根据用户需求以项目为基础建立具有高度动态性、创造性和可重构性的组织架构；二，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组织中信息的收集与传递主要是通过众多的中层经理层层上报，高层再利用这些信息做出决策。而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所面临的是迅速变化的环境，信息的层层传递会使企业坐失良机，不能作出迅速决断[1]，同时，企业与供应商、分销商、科研机构，甚至竞争对手的联系空前紧密，经济发展要求企业实现共赢（win－win），要求个人（组织）通过网络穿过组织边界，与它们的环境相联系，并成为社会经济网络的结点；三，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看，由于传统层级组织中高层管理者与一线工作人员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信息重要性的日益凸显，而知识尤其是专业知识的层层转移是有成本的，会带来组织代理成本的大幅增加[2]；四，从交易费用角度看，管理者总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内外环境的复杂化，管理者理性的有限性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2]（p20）；另外，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不再是企业组织的关键资源，而成为具有不同专业知识技术的劳动者之间的连接纽带，知识与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而知识经济给层级组织架构所带来的最引人瞩目的影响则来自于有学者提出的网络组织这一新的概念[3]。我们知道，“环境因素选择组织特性，使组织与其环境能最佳地匹配”（Aldrich和Pfeffer，1976），而技术无疑是传递环境变化压力的重要渠道，技术影响着组织内成本和收益的发生格局[4]，由于技术和组织架构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随着知识经济条件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网络组织的讨论逐渐兴起。学界一般认为，网络组织是一个由活性结点（结点具有决策能力）及结点之间的立体联结方式和信息沟通方式构成的具有网络结构的整体系统，结点对流经它的信息具有处理加工能力[3]。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组织有着与层级架构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它在构成上是由各单位组成的联盟，而非严格的等级排列，灵活易操作；其次，网络组织以项目或任务为工作单元，企业成员在网络中的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第三，企业成员在网络中的地位不是取决于其权力，而是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知识[5]；第四，它能将组织资源集中于顾客和市场需求，使各成员组织发展自身的优势竞争力[2]。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网络组织架构上的固有局限，其缺陷性也非常突出：首先，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它对独立的组织间的横向管理较为困难；其次，由于网络组织特有的多重多种的松散结合、弱联结和过度的分权[6]，它难以有效协调组织内外的各种利益关系；同时，由于组织成员的高度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它还可能会暴露成员组织的专有知识、技术等；此外，实际上，管理任何由一定数量的成员参与的集体活动，一定程度的集权和统一指挥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样的集权和统一指挥，组织成员的活动就无法协调，组织的活动就无法在“有序的无序”或“无序的有序”状态下进行[7]。因此，在规模经济和信息技术作用下，随着当今社会组织规模趋于向超大规模和小型规模这两个极端化方向发展，对少数一些小型企业而言，还可以把网络结构作为整个组织的运作形式，而在很多大中型企业中，网络结构在运行效率和有序性方面表现出了如前所述的固有缺陷。可以初步推断，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组织并不能完全取代层级组织。

二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组织架构的未来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所带来的变化可能是对现存的层级组织进行网络化的改造：用网络组织来补充层级组织，而非将后者完全取代[7]。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组织，它正从等级统治转变成一个以新思想为基础运行的系统。在此，组织边界已被打破，组织不仅可以从其内部，也可以从外部寻求有价值的东西[8][p25]。因此，在对当前组织架构发展趋势进行甄别、选择、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认为，未来有效的组织既非等级制亦非网络式，而应该是两者的混合，即一种网络化的层级组织形式，在该组织架构下，层级支持组织的有序性，网络促进组织的适应性，二者呈现和谐统一。

（一） 网络化层级组织的涵义和特点

知识经济时代，网络化层级组织代表了组织的一种发展趋势，该组织各工作单元在按照网络方式组织并运行的基础上构筑较为扁平的管理层次，组织和组织之间亦是如此。这是一个新的组织、跨组织形态，它既包含部分“外组织”内容，也可能部分被“外组织”所包容，同时，它既是集权和分权之间的一种拉锯状态，更是一种网络式、虚拟式的组织形态，它呈现出以下特征：

1 集权与分权的统一：企业管理中枢在战略方向选择以及不同工作单元自主性劳动的范围与边界确定等问题上仍有无法替代的作用，而工作单元内的一线人员亦有权在企业战略参数范围内自主处理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2 稳定与变化的统一：在组织整体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框架中的各个工作单元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可以经常进行适应性调整；

3 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统一：既保存统一指挥的管理中枢，又允许相互依存的工作单元自主运行；既通过统一政策规范企业战略经营，又允许各工作单位的活动标准有一定差异；既确定明确的组织宗旨，倡导着主导的价值观，又允许甚至鼓励异质价值观的存在[7]。

（二） 网络化层级组织的未来发展模式分析

1 网络化层级组织存在的经济学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微观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契约经济学的迅速发展，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组织问题成为微观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相结合的一个新生长点：从组织成本角度来看，网络化层级组织是在市场化、网络化和层级组织之间达到的一个均衡，它包含双重涵义：首先，这里所指的市场化、网络化既体现为组织外部网络化、市场化，又体现为市场机制的组织内化[7]；其次，层级的涵义亦具有双重性，既包括我们通常所言的传统层级，又包括通过战略联盟、分包等形式形成的组织外部科层化。综上，网络化层级组织既体现出有层级组织的低交易成本优势，又体现出有市场交易的低代理成本优势；而从技术角度来看，由于知识经济条件下技术更新日益迅速，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垄断其所在领域的所有技术优势。针对技术优势分散的特征，网络化层级组织通过组织内外部的网络化可以形成技术互换和优势互补关系，而这种互补或互换在传统的制度安排下是无法获得的：如果通过纯粹市场交易购买别人的技术成果，市场安排的交易成本问题仍然存在，且不利于时间的节约；如果通过内部一体化组织自行开发，则必须承担一体化的成本，风险也无法分散[9]。因此，通过网络化层级组织形式的这种互补和互换，企业可以保持对其它企业的技术优势地位，以在知识经济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2 网络化层级组织架构的外部运行模式――战略联盟

Larrson（1993）将Willamson影响治理结构的三要素（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与资源依赖的观点结合起来，并用特定资源依赖替代资产专用性，资源依赖的协调通过作为企业间契约的网络来协调，在实践中对组织外部网络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6]。战略联盟(Hyper enterprise)正是企业之间介于传统合约关系和亲密股权关系之间的这样一种形态，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低成本的新的制度安排[10]。正如Larsson（1993）所言，科层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战略联盟式的协调则是上述二者之间的“握手”。

传统理论和思维逻辑把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想象为非此即彼和严格替代的关系，企业理论的研究往往关注企业为何代替市场，而较少研究企业如何代替市场，更不会考虑反向的替代[11]，而且，事实上，传统理论是不太能解释战略联盟的，因为如果说它是商业合同关系，它却存在着长期的合作博弈、协调行动和互惠互利，但若反之说它是一体化关系，它又分明是彼此独立的企业，从股权到财务都严格分开。因此，我们可以把战略联盟关系称之为准一体化或准市场关系，它的出现旨在既消除纯粹市场关系的过高交易成本，又避免一体化科层组织的过高管理成本，同时还可以通过分享技术和市场得到外部资源，获得技术和知识的互补效应，形成了一个互相交叉、互相融合的外部网络。这样的外部网络一般以整个体系的某一企业为核心，核心企业集中优势能力于新产品研发、产品的关键设计、管理、售后服务和营销，并通过契约等方式将生产、制造过程分包给多个下游厂商，这些企业可看作是核心企业组织边界的扩展和延伸[4]，从而形成组织外部科层体系；与此同时，这样的体系又能运用快捷的信息技术，及时洞察主要竞争对手的最新动态，及时反馈顾客的意见和需求，并将其改进在产品质量和功能改善上，形成一种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及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相包容、相互联结的超大网络体系，如世界最大零售商Wal-mart，它每天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将全球3800多家供货商和遍布于全球各地的连锁店联结成网络，通过实时网上联系将每天的销售情况反馈给供货商，以便及时调整生产和供货。正是由于企业组织成员间的相互信任、目标基于长远利益和反复博弈的交易行为以及在知识、技术上的相互依赖，这种外部运行模式可以极大地抑制短期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成本。
3 网络化层级组织架构的内部发展方向――扁平化、市场化趋势

（1） 管理结构的扁平化和多元化趋势

知识经济时代，组织架构的扁平化趋势不可避免：一，分权管理成为一种普遍趋势，金字塔状的组织结构是与集权管理体制相适应的，而在分权的管理体制之下，各层级之间的联系相对减少，各基层组织之间相对独立，扁平化的组织形式能够有效运作；二，企业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传统的组织形式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为了不被淘汰，就必须实行扁平化；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的出现，使传统的管理幅度理论不再有效。因此，种种迹象显示，管理结构的扁平化已是大势所趋[12]。
另一方面，企业趋向于组织架构的多元化，即既设固定的和正式的组织以实现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也设一些临时性的，基于技术创新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具有较大动态性的团队式组织，这种组织形式中包含更多的自我引导，团队工作和宽松、不干预的“柔性管理”，比方说有企业根据技术开发特点，提供资金、设备和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员支持建立“内企业”，自主开发、自主决策[5]。事实证明，这种模式能较好地处理企业制度约束和创新的自由运作之间的矛盾。

（2） 组织的内部市场化和外部科层化趋势

知识经济时代，许多企业开始注重建立内部市场化机制，随着企业和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传统的“指令－服从”关系正在被讨价还价关系和激励刺激关系乃至竞争关系取代，使得企业内部的关系具有了市场关系的色彩。内企业、产品开发部、技术联盟、技术中心等都是知识经济时代基于技术创新特点而出现的网络化的新型工作单元形式。这种运行模式大大提高了组织的工作效率，它通过整个组织机制的有效协调和层级化管理，各部门之间形成厂商客户的关系，各自相对独立，单独核算。这就把原本像“大象”一样笨重的大型企业，变成了具有活力的“瞪羚”，实现“瞪羚式管理”[13]。而在组织的外部科层化方面，企业除了通过股权关系控制本系统的其它企业之外，还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合同控制着巨大的“合同资产”，成为各种非股权关系的网络中心。通过这些网络，企业建立起一个无形的“外部科层组织”，以扩张其外部控制边界，提升其内部活力。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其具有内部网络化的特征，但从组织形态演化的角度看，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仍是通过层级的权威来保证战略的执行和管理的实施。因此，它一方面扩大了管理幅度，减少了管理层次，减低了沟通的延迟作用，从而获得快速的市场反应速度；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像网络组织那样信道过多，交易费用过大。

三 企业组织架构的未来发展对企业理论发展的再思考

首先，企业组织架构的未来发展将引致企业理论对企业本质的再认识。科斯（Coase，1937）把交易成本引入企业制度分析，但在生产成本已经因信息化和智能化生产而大幅度降低的今天，交易成本节约的意义也凸显出来[11]。迪屈奇通过引入“治理结构的收益”概念将一体化、准一体化、市场关系三者相互替代的理论变成一种通论[15]，这种新的理论的逻辑基础“企业、市场和中间组织”将取代以往企业理论的逻辑基础“企业或市场”。若这方面的理论继续深入发展，将会改变自科斯以来企业理论都试图从不同角度证明企业存在基础的研究方向[11]。

其次，企业组织架构的未来发展将加深对企业外部关系的再认识。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如威廉姆森）开始注意到中间状态的准市场交易形式[2]，但总体上对它的研究是不够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市场规模更大，竞争者更多，对合作博弈的研究将更为重要。合作将大大强化外部控制边界与企业资产边界的分离，通过长期合同和战略联盟将使核心企业拥有对外部企业的足够控制权，而控制边界比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边界更有意义[11]。对这种分离的研究，以及对控制权赖以存在的合作博弈、战略联盟的进一步研究必将成为未来企业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